天宝荔枝道贡地与起点探究

2024-06-21
新闻来源: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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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道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是川、陕、渝三省市联合推动的中国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重大工程。在“北四南三”的古蜀道网络体系中,荔枝道(即洋巴道)处于最东段。天宝荔枝道,专指唐朝天宝年间为杨贵妃输贡荔枝之驿道,其贡地和起点,是研究者需要关注的两个问题。

荔枝古道示意图

一、涪州岁贡说的起源




天宝贵妃荔枝涪州岁贡说,始于蔡襄(1012—1067),闻于苏轼(1037—1101)。


写作于北宋嘉祐四年(1059)之蔡襄《荔枝谱》云:


荔枝之于天下,唯闽、粤、南粤、巴蜀有之……唐天宝中,妃子尤爱嗜涪州,岁命驿致。


写作于北宋绍圣二年(1095)之苏轼《荔枝叹》云:


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苏轼之“天宝岁贡取之涪”,之所以成为主流观点,有两个重要旁证值得重视。


一是写作于唐朝长庆元年(824)之元稹《浙东论罢进海味状》: 


臣伏见元和十四年,先皇帝特诏荆南,令贡荔枝,陛下即位后,以其远物劳人,只令一度进送,充献景灵,自此停进,当时书之史册,以为美谈。


二是唐懿宗咸通八年(867)五月《梳理囚徒量移左降官等徳音》:


东川每年进蜜浸荔枝,道路遥远,劳费至多,自今以后,令宜停进,布告中外,称朕意焉,主者施行。


以上两则史料说明,唐朝东川一带之荔枝产区,向长安输贡荔枝,是延续时间较长的常态,可以视为“天宝岁贡取之涪”的注脚。


荔枝自涪州鲜贡长安,还有一个弥足珍贵的旁证,足以说明当时荔枝长途保鲜之可行。北宋神宗熙宁年间,文同任洋州知州兼知军,意外收到泸州知州任伋(字师中)送来的新鲜荔枝,其《谢任泸州师中寄荔枝》云:“筠籢包荔子,四角具封印。相前求拆观,颗颗红且润。”可见,利用“筠籢”和“封印”(竹制容器进行密封)保存的荔枝,从泸州传驿到汉中的洋州,可以“颗颗红且润”。涪州到汉中,比泸州更近,时间至少可缩短一日,再经一二日穿越子午谷送往长安,荔枝的新鲜当属可保。


二、乐温出荔枝的史实




涪州乐温县(今重庆市长寿区)盛产荔枝且质量甚高的史实,长期未受到足够重视,更没得到有效传播,盛名一时却鲜为人知。


《元和郡县志》第三十卷《涪州》云:


乐温县,中下。东南至州一百十里。本汉枳县地,周明帝分置巴县,武德二年改为乐温县,因乐温山为名,在县南三十里。县出荔枝。


《太平寰宇记》第一百二十卷《涪州》云:


乐温县,西北一百一十里,元六乡,今四乡。县地颇产荔枝,其味尤胜诸岭。


唐朝,涪州辖涪陵、乐温、武龙(武隆)、宾化(南川)四县。两部影响深远的权威地理史志,一说乐温出荔枝,一说乐温荔枝味胜诸岭。而于涪陵、武龙、宾化,却只字未提荔枝,遑论品质。


这两则重要记述,引起史学大师严耕望先生的关注,其《天宝荔枝道》一文,据此认为天宝输贡之荔枝应当出自涪州乐温县:


涪州荔枝之最佳者,产于州治西北一百一十里之乐温县……奉贡所资,盖出于此。

杨贵妃画像

三、涪州妃子园的考辨




虽然,唐朝和北宋的两部权威史志,均不记载涪陵县出荔枝,而南宋之后,涪州城西的涪陵妃子园开始进入人们视野,且被很多人当成是天宝荔枝的贡地园。这个问题,颇有必要考辨一番。


“妃子园”之名,始见于北宋韩维(1017—1098)《南阳集》之《谢送妃子园荔枝》,但未说明“妃子园”的地望。


最早提到涪陵有“妃子圃”的,是宣和三年(1121)进士宋翰的《题涪陵郡》,诗中有“荔枝妃子圃,不复曩时输”之说,但未说明“荔枝圃”的位置。


首次记述“涪州有妃子园荔枝”的,是编刊于绍兴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154—1157)之间的吴曾《能改斋漫录》,原文如下:


近见《涪州图经》及询土人云:“涪州有妃子园荔枝。盖妃嗜生荔枝,以驿骑传递,自涪至长安,有便路,不七日可到。”故杜牧之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东坡亦川人,故得其实。昔宋景文作《成都方物略记图》,言荔枝生嘉、戎等州。此去长安差近,疑妃所取。盖不知涪有妃子园,又自有便路。


这里,吴曾对《涪州图经》对涪陵妃子园的记述和自己听到的土人之说,下一“疑”字谨慎记述,说明并未完全相信,也未说明涪陵妃子园到底在哪里。


最早记述涪陵妃子园在涪州城郊的是范成大。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自蜀离任,舟泊涪州,对涪陵妃子园的位置始有大致记述,其《吴船录》记载:


自眉、嘉至此,皆产荔枝。唐以涪州任贡。杨太真所嗜,去州数里有妃子园。


范成大《妃子园》一诗小序亦云:


妃子园涪陵荔子,天宝所贡,去州里所有此园。


最早准确记述涪陵妃子园位置的,是成书于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的王象之(1163—1230)《舆地纪胜》,其书卷一百七十四记载如下:


妃子园,在州之西,去城十(五)五里。百余株,颗肥肉肥,唐杨妃所喜。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道荔枝来,谓此。


稍晚,成书于理宗嘉熙三年(1239)之祝穆《方舆胜览》卷六十一在记述涪州土产时亦持此说:


图经:相传城西十五里有妃子园,其地多荔支,昔杨妃所嗜。


由此可知,吴曾、范成大、王象之、祝穆等人涪陵妃子园及其方位在州西数里、十五里、五五里之说,其史料来源都取自《涪州图经》。


《涪州图经》成书于何时,需要研究。有人认为成书于唐朝,但未见可靠的史料为证,不足取信。综合各种因素判断,《涪州图经》当成书于《太平寰宇记》之后的北宋中晚期或南宋初期。


一则,目前已知《涪州图经》第一次被提及并引用,是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154—1157)之间,与天宝涪贡荔枝的发生时间相差约400年,与《元和郡县志》成书时间相差约340年,与《太平寰宇记》成书时间相差约174年。


二则,《太平寰宇记》引用地方史志约200种,涉及涪州的至少有《隋图经》《贞观地志》《段氏蜀记》《周地图记》《新图经》和李膺《益州记》等7种,但唯独没有提及和引用《涪州图经》。


三则,南宋诸人引《涪州图经》之涪陵妃子园相关说法,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关于乐温荔枝的记述,存在严重的逻辑对立。按照常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的编撰,都应当以涪州史志为依据记述涪州史事,两部权威史志成书之时,采纳的涪州史志关于荔枝出产的资料,显然与南宋诸人所引《涪州图经》的说法大相径庭。

荔枝图

历史事实的记述,如果没有硬材料作为依据,时间越是往后,则记述的真实性会越差。涪州乐温县出荔枝,且质量极高,连续两部权威史志都有记录,且记述口气没有丝毫含糊,其可信度不容置疑。而数百年后的南宋时期,却出现与权威史志观点相左、情理不合的记述,其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难怪,吴曾引《涪州图经》及询土人语,对妃子园荔枝贡京的记述特加一个“疑”字,而祝穆引《涪州图经》之妃子园记述则以“相传”定性。可见,“疑”,因为无确证;“相传”,说明非真传。


正是因为涪陵城西妃子园的可信程度不高,严耕望先生《天宝荔枝道》没有采纳南宋诸人所引《涪州图经》的观点而做出判断:


宋世所传州治涪陵县城西之妃子园,盖好事者为之,非真其地。


然而,《大明一统志•四川布政司•重庆府•土産》、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钦定《四库全书》雍正《四川通志·物产·重庆府》、道光《重庆府志·物产》等省、府史志,特别是康熙、乾隆、道光、同治、民国之《涪州志》,皆沿袭曾、王、祝引用的《涪州图经》记述,将涪州城西的妃子园记述为贡地园,只是具体位置有五里、十里、十五里、五十里等的差异。


可见,滥觞于《涪州图经》的妃子园贡地说,尽管南宋学者已有“疑”之顾虑和“相传”之审慎,严耕望先生更有“盖好事者为之,非真其地”之研判,但相传甚久,递相转载,人云亦云,几成信史,前人述史的严谨笔法,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承。

四、乐温妃子园的揭示




乐温有妃子园的存在,是由范成大发现并记述而传诸后世的。宋孝宗淳熙四年(1178)六月,范成大从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离任,乘船返回杭州。七月十四日,从恭州百一十四里水路“至涪州乐温县”,写下《大热泊乐温有怀商卿德称》一诗:


暑候秋逾浊,江流晚更浑。瘴风如火焮,岚月似烟昏。

城郭廪君国,山林妃子园。故人新判袂,得句与谁论。


范成大眼中的乐温,俨然火炉,城郭好似廪君故国的风貌,而山林葱葱,正是为杨贵妃输送荔枝的妃子园旧林。范成大进士出身,学养渊厚,主政四川,政声广播,对各地风俗物产十分熟悉,而对《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对乐温荔枝的记载定当了然于胸,诗中记述的“山林妃子园”,绝非空穴来风,信口开河,正是天宝年间输贡荔枝的遗迹。


南宋范成大亲眼所见的乐温“山林妃子园”,有《元和郡县志》“县出荔枝”和《太平寰宇记》“县地颇产荔枝,其味尤胜诸岭”两则权威记载为支撑,其可信度显然比没有权威记述的说法要高出很多。


如何看待乐温“山林妃子园”与“涪陵妃子园”的关系,需要学术界做出合理解释。


如果,蔡襄、苏轼以来的涪州岁贡说成立,那么,就史书记载的权威性、可信度、时间点和乐温荔枝的品质之优而言,乐温荔枝理应是唐朝和北宋时期涪州荔枝之最佳者,进而理应是唐朝天宝年间涪州岁贡荔枝的首选者甚至唯一者。

范成大画像

反观关于涪陵荔枝的历史记述,《元和郡县志》与《太平寰宇记》均只字未提,后起涪陵妃子园之说,引述《涪州图经》的南宋学者也以“疑”“相传”等用语表达谨慎态度。而对于涪陵妃子园的荔枝品质,历史上好评少而微词多。范成大认为“其品实不高”,且发出“当时若识陈家紫,何处蛮村更有园”的感叹。王象之更认为“涪州徒以妃子得名,其实不如泸、叙”。


“天宝岁贡取之涪”,涪州必以最佳者贡之。基于此,可以对乐温“山林妃子园”与“涪陵妃子园”的关系做出一种推论:乐温“山林妃子园”,乃天宝岁贡荔枝的贡地园;涪陵妃子园,乃后起之天宝岁贡荔枝的纪念园。


这里提出一个旁证,州治所在地往往会集中属县的人文亮点而呈现之。历史上,乐温(长寿)属涪州管辖,而乐温(长寿)文物与名人往往记述于涪州史书,进而被认为是涪陵史事,如女怀清台与巴寡妇清、谯定、㬊渊等,就曾经被当作“涪陵产”。当然,基于乐温天宝荔枝贡地园的史实,因涪州荔枝“不复曩时输”的遗憾,作为州治所在地新生一个妃子园,以为存史或怀古,未尝不是一件值得肯定的雅事。

五、天宝荔枝道的起点




天宝荔枝道的起点与线路,严耕望先生《天宝荔枝道》一文有一段小结:


乐温荔枝若东南运经涪州治所之涪陵县(今县),再由上述路线东北行经忠、万、开三州,又经通州之宣汉县向北行,陆路固已迂远,水路尤非人力所能控制。


以今论之,当由乐温产地飞驿循溶溪水(今龙溪河)河谷北上,经垫江县(今县)、梁山县(今县)至通州东境之新宁县(今县又名开江)、东乡县(今宣汉东),再北经宣汉(今县东北颇远),与上述涪州东北行经忠、万、开北上之大道合,再北越巴山山脉至西乡入子午谷路,入子午关(长安正南百里)至京师。宋世所传梁山有高都驿路,为贵妃荔枝道所经,盖真得其实矣。


今图有汽车道自长寿北经垫江至梁山,又北经新宁(又名开江)及达县(唐通州治)东北之宣汉县,又北至西乡,又东北至子午镇,盖即略循唐代荔枝故道而行耳。


严耕望先生的分析,颇有见地。长寿、垫江、梁平之间的驿道,既是洋巴古道(重庆到陕西)的组成部分,也是四川盆地东西横贯的川鄂古驿道(成都东大道、重庆正东路)的组成部分,尤其宋朝,这条驿道更是十分畅达,一些历史名人留下了痕迹。


南宋初年,家居涪州的晁公溯(1117—?)先后任梁山尉,知梁山军,经常取道乐温经垫江到梁山,曾经写有《乐温道中》一诗:


路经新峰驿,薄暮聊解装。颓垣生秋草,庭庑亦已荒。

北风吹空林,崒崒叶陨廊。夜寒不能寐,起坐心彷徨。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初夏,范成大(1126—1193)赴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途中,从梁山过垫江西行。在梁山写下《峰门岭遇雨泊梁山》,有“行尽峰门千万丈,梁山鼓角报平安”的诗句。经过垫江县,进入乐温县东北的巾子山,写下《巾子山又雨》,留下“晚晴幸自垫江县,今雨奈何巾子山”的诗句。

严耕望先生

南宋中后期,执掌涪州北岩书院的大学者阳枋(1187—1267)前往垫江,写有《端午自乐温往垫江道中作》一诗:    


端午人间拟醉眠,旅情茅店独萧然。

起寻诗句记佳节,万里无云月满天。


需要注意的是,宋人从涪州到垫江、梁平,往往取道地势平旷之长垫梁大槽地,走长寿、垫江、梁平之间的大道,而不是从涪州直接翻越黄草山脉而前往垫江、梁平,由此可见严耕望先生提出的天宝荔枝道线路走向,确实具有合理性。


对天宝荔枝道的贡地与起点,历史地理学家蓝勇教授在《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一书中,也提出了独到见解:


按涪州荔枝的重要产地,是在涪州乐温县,严耕望先生认为古道必经乐温县地,再循溶溪水(今龙溪河)北上梁山军(梁平县)。


这条荔枝道从今涪州荔枝驿(或就在涪陵荔枝园)北上乐温县地,沿溶溪水河谷行至梁山驿、高都驿,经通州(达州)循下蒲江翻大巴山,又取洋水至西乡县,取子午道到长安。


不过,蓝勇教授与严耕望先生的观点稍有不同。严先生视乐温为天宝荔枝道之唯一产地,蓝教授倾向于乐温是天宝荔枝道的重要产地,而视涪陵妃子园为天宝荔枝道的原始起点。


综合前面论述,把乐温认定为天宝荔枝道的主要贡地和主要起点,把涪陵认定为天宝荔枝道的重要贡地和重要起点,当更接近历史事实。


最后需要申明的是,学术在于求真,求真难免较真。我们希望,在今后的学术认知、地图绘制、媒体传播和品牌宣传中,天宝荔枝道的贡地和起点,既有涪陵妃子园,更有乐温妃子园,两者各得其所,相得益彰,相互支撑,美美与共,共襄古蜀道申遗之盛举。

作者简介

李永明 重庆旅游与文化研究院院长、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



END


作者 |李永明    责编 | 戈    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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