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文苑 | 长江文化带的巴渝诗歌源流

2023-12-28
新闻来源: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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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诗歌是巴渝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上古至于当代,与今重庆市地域对应的巴渝文化圈,一直位于长江上游的东部前沿,构成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叉结合部,既与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具有若干同质性,又与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具有若干异质性,从而独具次生态的文化特色,彪炳于整个长江文化带。巴渝诗歌生成于其间,并且充溢巴渝文化的核心价值,必然在整个长江文化带赓续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因此,追源溯流地梳理和审视巴渝诗歌的来龙去脉,历史必要性当不容低估。

纵览巴渝诗歌发展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五个阶段。

巴渝古图

第一个阶段,与《诗经》《楚辞》相呼应的先秦时期。最早的文字记载见诸《吕氏春秋·音初》:“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行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分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其意涵至为明白,《候人歌》为南音之始,亦即《诗经》“二南”的滥觞。按方玉润《诗经原始》的解释,“南”为方位词,“周南”指周之南,“召南”指召之南,“二南”即今之陕西、河南以南地区的上古民歌。那么《候人歌》所称涂山,便当是江州涂山,南音之始便产生于今之重庆。“二南”的要义在于宣扬西周文王德化,而《华阳国志·巴志》所收录的四首巴人四言诗,内容无不反映“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全归于“好古乐道之诗”,形式上也颇接近《诗经》中的“小雅”。尽管由于当时的巴渝地区远离“中土”,族属“南蛮”,流传下来的诗歌偏少,却并不妨碍据以认定,巴渝诗歌是与《诗经》所辑上古诗歌同步生成、同向发展的。其中的《候人歌》还是中华民族第一首情诗,并与产生于长江下游会稽涂山,收录于《吴越春秋》的《涂山歌》遥相联袂,共同构成了长江诗歌的优美的源头。

《楚辞》晚于《诗经》,却是小至于三峡地区,大至于长江流域,中华南方文人诗的嵬伟起源。导夫先路的屈原辞,主要产生于今属湖南的沅湘一带,但也有一部分植根于巴楚共有的大巫山区。典型代表为《九歌·山鬼》,现当代学者闻一多、孙作云、姜亮夫、程地宇等都认定,山鬼形象的原型就是巫山神女。因而这首诗既是历代中华诗歌吟咏爱神、美神的开启之作,又是历代巫山诗和三峡诗的破土之作。《离骚》的原创根基虽然有别于此,但其中的花草奇服和彭咸遗则之类瑰辞,也烙着大巫山区巫风民俗的鲜明印记。《九章·橘颂》同样烙着三峡印记。尽管继起的宋玉代表作《高唐赋》和《神女赋》在文体上渐由骚诗向赋演进,但据屈宋而指认,位于长江上游和中游结合部的大巫山和泛三峡地域,凭骚风流韵与南音遗响共同引领了百代千秋的长江诗歌,决然契合中华诗史的来龙去脉。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第二个阶段,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又可以魏晋为界,再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两汉年间,中华诗歌由四言诗演变到了五言诗为主,并以乐府诗成为了中华诗史的阶段性标志。《华阳国志·巴志》收录了九首巴渝诗歌,四言诗三首,五言诗六首,浓缩性地折射出了与中华诗史的发展轨迹基本上同步。无论是四言还是五言,都传承了《诗经》《楚辞》共有的美刺传统,赞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主题指向十分鲜明。尤其是其间歌颂清节、称许惠政、贬斥贪腐的几首诗,宛如一股激越的清流,在汉代诗歌总体中也不多见。

汉末天下三分,特别是东晋初年衣冠南渡的社会大变动所促成,魏晋以降的长江下游地区演进成为南方文化的区域中心,诗歌创作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与之同期的巴渝地区,文化发展明显滞后,文人诗尤其未能与之颉颃。尽管如此,延续汉乐府的长远发展势头,后来被列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曲目第七的《巫山高》,仍然彰显出了强健生命力。无名氏的乐府古曲《巫山高》,抒写游子身在巫山、心飞淮水的思归情怀,开了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句式杂用的先河。从齐梁经唐宋而直至明清,若干诗界名流大家竞相传写《巫山高》,虽然形式和内容叠有创新,《巫山高》共名一直不变。前祧屈原的《九歌·山鬼》,后启晚唐、五代之际出现《巫山一段云》词牌,置诸所有的中华名山均极特出,这就奠定了大巫山作为中华“诗山”的崇高地位。

与文人诗相比较,这一时期更加令人瞩目的是三峡地区的民间歌谣。清人沈德潜编《古诗源》,晋诗部分的无名氏项下共选十五首,其中的《淫豫》《女儿子》《三峡谣》三首即出自三峡上下,占比五分之一。这三首民谣,不仅对于当世以及后世的文人雅诗影响广远,而且对于植根三峡的民歌竹枝词尤其具有同根同源的亲缘性。诚如近人任半塘《声诗格调·竹枝考》所说,“竹枝之出于乐府者,曰晋曰齐梁”。七言两句的《女儿子》,更有可能是七言四句的民歌竹枝词的本原前身。长江上游的竹枝词,长江中游的西洲曲,长江下游的吴歌,联袂构成了南北朝时期南方民歌的结构主体,在当时的长江文化带中摇曳多姿。

重庆市歌剧院原创歌剧《巫山神女》剧照

第三个阶段,隋唐五代至两宋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华文化重心进一步向南扩张,长江文化带渐有超越黄河文化带的大趋势。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因素交相为用,促成了长江航道升级成为黄金水道,长江三峡更成为了四面八方东去西来的各色人等的必经之路。直接反映于诗人诗作,骚人墨客“行到巫山必有诗”(繁知一《书巫山神女祠》),确立了大巫山俨为中华“诗山”的崇高地位。与“诗山”相匹配,上起涪州(今重庆涪陵)、下迄宜州(今湖北宜昌)的千里峡江,也形成了江城共生的中华“诗廊”,其中约近五分之四廊道今属于重庆。整条诗廊内,“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傅作楫《白帝城》)的夔州州治奉节凭藉区位优势而冠绝诸城,誉为中华“诗城”堪称当之无愧。唐风宋韵流光溢彩于诗山、诗廊、诗城,相对应的诗歌概念就是巫山诗、三峡诗、夔州诗,置诸整条长江,乃至整个中华,其先其际其后都无山无廊无城可以比并。

这其间,巴渝诗歌对于中华诗史最大的贡献,当数民歌竹枝词衍为文人竹枝词。前后约五十年间,顾况、元稹、白居易与有力焉,刘禹锡则是最大的功臣。他不仅作出了田野发掘和理论爬梳,而且身体力行地进行典范创作,文人竹枝词从兹成为一种独特的诗式。《全唐诗》共收录竹枝词29首,几乎全都是唐代诗人在三峡写,或者为三峡写。延及宋代,三峡地区仍然是竹枝词的创作中心和传播中心,苏轼、苏辙、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五大家里,前四大家的竹枝词都作于三峡地区。长江中游的西洲曲,长江下游的吴歌,固然都为唐宋诗人借鉴和吸收,却无一衍为以之标名的独特文人诗式。因而理当毫不迟疑地认定,竹枝词是植根三峡、竞美长江、耀彩中华的诗歌奇葩,既不宜低估,更不容忽视。

只不过,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共同创造了唐宋巴渝诗壮美风景的代表性诗人,诸如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苏轼、苏辙、黄庭坚、王十朋、陆游、范成大等,要么是非今重庆地域的巴蜀精英,要么是籍在中原地区或长江下游的地方才俊,从中难觅巴渝本籍诗人的身影。晚唐出了个李远,虽有诗入《全唐诗》,置于唐代诗人方阵,顶多不过三流而已。直至南宋前期出了冯时行,方才成为有全国知名度的巴渝本籍诗人第一人。强烈的反差表明,从魏晋南北朝至于唐宋近千年间,巴渝本籍的文人诗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

长江三峡是历代诗人的打卡地

第四个阶段,元明清时期。受制于散曲、杂剧、小说等类文学样式相继勃兴,这一时期的诗歌向来不大受人待见。然而究其实,自明代中期“前七子”“后七子”打着“复古”的旗号,推崇魏晋、盛唐的诗歌传统,到明代后期李贽倡扬“童心说”,公安派和竟陵派扬厉其说,力主“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明代诗歌也曾焕发了审美生机。清代继其流而扬其波,诗人多,流派多,清诗成就更在于元明之上。明清诗坛的代表人物,大多生长于或活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的王廷相、何景明、钟惺、王士祯等先后履迹于巴渝,为巴渝诗歌发展带来了和雨春风。特别是生长于长江上游地区,又成为当世全国诗界领军人物的杨慎、张向陶,以及长期在巴蜀地区做官的曹学佺、王尔鉴等,加盟于巴渝诗歌创作,更推动了巴渝诗歌拓展新局面。

新局面的主要标志在于三点。一是巴渝本籍诗人的数量激增,从中产生出了一些出类拔萃者,在全国诗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输冯时行。其间最为卓越者,当数张佳胤成为“后五子”之一,傅作楫的诗和王汝璧的词名重于当世,李士棻被称誉为“小杜甫”。二是诗歌题材、主旨、形构、风格趋向多样化,地域性的诗歌团体也应运而生。其间最为优异者,莫如来知德的田园诗和理趣诗,破山海明的僧诗、禅诗,以及刘道开的时事讽刺诗。龙为霖、周开丰等在九龙滩结成诗社,友朋酬唱,同声相应,则给重庆府区域诗风大炽建功良多。三是由外籍诗人和本籍诗人共同给力,在继续保持诗山、诗廊、诗城的前提下,将明清之重庆府所辖区域建设成了巴渝诗歌的有引领力的创作中心和传播中心。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大突破,为今之重庆成为诗歌重镇,具有扬帆启航之功。因而理当确认,巴渝本土诗歌的繁荣昌盛,出自于明清两代。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历经元、明、清,竹枝词还有了大突破、大发展、大繁荣。在巴渝本土,本籍诗人和外籍诗人竞相创作竹枝词,乡间甚至出现“农夫拍手歌农歌,牧童牛背唱竹枝”(王尔鉴《界石早发喜雨》)的常态。继元代产生大都(今北京)竹枝词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各个省区普遍流行竹枝词,形成了多个区城中心,杭州更以西湖竹枝词而取代三峡成为全国的创作、传播中心,盛极明清两代。尤其在清代,竹枝词已由多民族所共享,还播及海外。反映内容和表现形式更是极其广泛,极其灵活,联章甚至于同题上百首。自《诗经》《楚辞》以降,中华诗式堪称多矣,却没有任何一种其他诗式取得过如斯鼎盛。

明代大才子杨慎

第五个阶段,二十世纪初期至当今。清末“诗界革命”的浪潮激荡,渐次形成现代汉语白话诗通称新诗,传统诗歌则称旧诗。一改既往后起直追的态势,巴渝诗歌界呈现出了弄潮涛头的新气象。吴芳吉独辟蹊径,锐意探索,不仅重视诗的人民性和时代性,而且在旧诗形式向新诗形式转化的创新尝试上迈出了轻盈步伐。邓均吾、柯尧放、叶菲洛、朱大枏、何其芳、方敬、杨吉甫等也雄姿英发,各擅胜场,在新诗的精神建构过程中彰显出了主体创造性,并且走出了夔门,扬声于华夏。其中柯尧放尤其狂飙突进,二十年代的若干新诗被人称誉为战鼓和号角,与郭沫若、蒋光慈的革命浪漫主义诗歌视为同调。吴芳吉和邓均吾,旧诗创作亦成就不俗。旧诗代表人物为张朝墉、赵熙、杨庶堪,其活跃度和影响力丝毫不亚于新诗,并且同样走出了夔门。重庆能成为长江上游的诗歌重镇,这一代诗人功不可没。

这一代诗人大多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血与火淬炼。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大批量地长时间地荟萃于当时重庆及其周边,使之成为了全中国的文化高地,其间耸立着众多文化高峰,抗战诗歌即为文化高峰之一。当时的重庆诗坛名家云集,诗刊丛出,扬厉民族抗战精神的各体诗作响如金鼓,奔如迅雷,郭沫若、胡风、臧克家、艾青、光未然、高兰、袁水拍等或为领军,或为中坚,“七月诗派”发挥出了冲决性作用。巴渝本籍的年轻诗人沙鸥从学艾青起步,转而学习民歌,其方言诗在抗战重庆别具一格。与新诗并驾齐驱,旧诗依然具备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卢前主编的《民族诗坛》,以及他个人的《中兴鼓吹》都影响甚大。主要由各地入川的诗词耆宿、名流组成,又吸纳了不少巴渝本籍诗人的“饮河诗社”,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诗词团体,借助报纸频发诗作,柯尧放与沈尹默、潘伯鹰、李春坪被誉为“重庆四大诗人”,许伯建也随之崭露了头角。新诗与旧诗同荣并茂,构建成了那个年代全中国的诗歌高峰,不仅盛况空前,而且极可能还是绝后。

新中国成立后,新诗无疑始终处于主流的地位,重庆诗歌溢彩流芳。走出夔门的沙鸥以“沙八行”闻名诗坛,还随臧克家创办了《诗刊》。来自大巴山的梁上泉,真如一股清泉注入了诗的江河,历半个多世纪,在新诗民族化的建构上多有建树,并像一株小白杨长成一棵常青树。高缨、雁翼等人在重庆期间,也唱出了浸润着时代精神的歌。后来,新人辈出,傅天琳、李钢、李元胜、冉冉等人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崛地而起,在自由体新诗的创新求索中张扬了个性,跻身于全国第三代诗人的第一方阵。还有一些诗人致力于新诗文体建设,探索格律体新诗之路,已如蝶破茧取得了成绩。与之同时,传统形式的旧诗创作亦如老树焕发新枝,诗人众,诗作多,以蔡淑萍、陈仁德为代表的佼佼者们不但声振于国内,而且在国际华人诗词界也有知名度和影响力。新诗与旧诗双峰并峙,多流同向,浑融而成重庆这个诗歌重镇的表征之一。

诗人傅天琳在果园劳动

源远流长,枝繁叶茂,当是两千多年以来巴渝诗歌总体格局的基本特征,今之人和后之人尽可以有这样一个文化自信,置于长江文化带,巴渝诗歌还是巴渝文化突出的贡献之一,毫不逊色于中、下游地区。两度领异中华,并且诞生了中华竹枝词,尤其足堪自豪。然而也须有自知之明,那就是其所以会两度领异中华,都是基于客观时势的驱动,都曾多赖外籍诗人的引领。而今而后,那样的状态几乎注定不会重现了,继承历代巴渝诗歌而来的重庆诗歌,创作主体只能是土生土长的本籍诗人叠加长久汇入重庆的外来诗人,一如既往的七十多年,重庆能否由诗歌重镇演进成为诗歌高峰,将由一代又一代的重庆诗人提交全国诗界认同的答案。


                     2023年12月16日于淡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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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蓝锡麟,现年81岁,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会顾问,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原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委,重庆市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一级作家。著有长篇报告文学《神女告诉我》,杂文集《人生几何》、《信口开河》,古代文学注评集《晏子春秋选》,编注《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辞典》、《〈经史百家杂抄〉今注》等8部。评论《〈开国大典〉的艺术建构及其得失》、《评电影〈焦裕禄〉》分别获全国影评二、三等奖,杂文《且说当官的》获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三等奖,另有评论、杂文、报告文学、诗歌40余篇(部)。其作品曾多次获四川、重庆好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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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蓝锡麟    责编 | 戈   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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